目的 探讨锻炼认同对大学生锻炼习惯的影响，检验情感态度的中介效应以及锻炼意图的调节效应，并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方法 遵循随机取样原则，采用习惯强度量表、锻炼认同量表、锻炼情感态度量表、锻炼意图量表等，对重庆市5所高校的563名大学生（57.13%为女性）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锻炼认同（T=7.274）、情感态度（T=2.739）、锻炼意图（T=4.008）和锻炼习惯（T=6.439）的性别差异皆显著（P<0.01）；锻炼认同（β=0.763）、情感态度（β=0.552）对锻炼习惯的直接影响皆显著（P<0.01）；情感态度在锻炼认同影响锻炼习惯时的中介效应显著（P<0.01）；在锻炼认同、情感态度对大学生锻炼习惯的影响路径上，锻炼意图正向调节了锻炼认同对情感态度的影响（P<0.01），即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结论 相较于女大学生，男大学生的锻炼认同更强，情感态度更为积极，锻炼意图更明确，亦更易建立稳定的锻炼习惯；锻炼认同、情感态度是大学生锻炼习惯的促进因素；提升锻炼认同水平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积极情感态度，促进锻炼习惯的形成；强烈的锻炼意图更易提升大学生锻炼认同对情感态度的促进作用，进而更有助于大学生养成锻炼习惯。
通过实地调研收集资料，以主题归类为基础聚焦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与制度冲突，运用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探讨当前我国青少年足球赛事的治理困境。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构建“制度逻辑识别—逻辑冲突分析—冲突纾解路径”分析框架，探讨不同制度逻辑下多元主体的互动和治理困境。识别出5种主要的制度逻辑：国家逻辑、科层逻辑、教育逻辑、竞技逻辑和市场逻辑，并从行为主体、制度特征、运行机制、价值取向和制度表现等维度进行分析。这些逻辑间的博弈与冲突推动赛事治理从理想设计走向价值分化，进而演变为参赛倾向异化、参赛“马太效应”、资源供给失衡、体系衔接不畅等困境。为破解上述困境，应构建容纳多重制度逻辑差异的常态化协同机制，通过深化体教融合、纠正科层偏差、优化资源配置、共谋赛事大局等举措，推动赛事治理从“制度冲突”向“制度协同”转化，为青少年足球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体教融合背景下，退役运动员进学校对于优化学校体育师资配置、推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提出退役运动员学校融入概念，以认同理论、场域理论等为依据，通过主题分析构建“教师角色融入（角色胜任）—学校社群融入（社群嵌入）—教育者身份融入（身份重构）”理论框架。认为三者互为支撑形成“行为奠基网络关系→关系催化意义认同→认同驱使行为与关系升级”的融入机制，共同推进退役运动员学校融入。发现退役运动员学校融入过程中存在竞技场域与教育场域的逻辑对立、封闭网络与多元社群的适配困境、制度赋权与自我叙事脱节三重问题。由此从角色胜任奠基教师角色融入、社群嵌入推动学校社群融入、身份重构实现教育者身份融入三方面提出具体实践策略。
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系统分析我国竞技体育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理论问题，对于加快推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和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从时代形势、问题省思、路向探赜三个维度，对中国竞技体育深化重点领域改革问题进行全面探析。认为：世界百年大变局、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多重战略深入实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等对竞技体育深化改革提出新的时代诉求；我国竞技体育深化改革面临体制机制运行不畅、发展方式活性不足、结构和布局不均衡、科技赋能体系滞后、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现实桎梏，制约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进程。提出：应系统谋划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全面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机制、人才培养、项目结构、备战模式、竞赛体系、训练体系、职业化发展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构建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激发竞技体育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以改革创新赋能竞技体育开放性发展、集约化发展、科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身体运动研究从传统实证主义范式转向本体论范式，运动行为志已成为身体运动研究的新范式。传统身体运动研究受自然科学实证主义主导，侧重量化分析和变量控制，忽视主体体验和社会文化语境。身体社会学、现象学等理论推动身体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将身体视为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意义生成场域。运动行为志范式强调以身体本体感知为基础，通过行为叙事还原运动情境中的动态过程。在其研究要素中，身体图式的叙事生成、身体在场的感知逻辑与情境还原的行为真实性表达强调通过主体在运动情境中身体在场的“切身语言”揭示主体行为逻辑。这种新研究范式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对既有因素论的身体运动研究的驳斥，寻求突破科学还原论的局限，由此，以主体身体经验为主的行为叙事成为探究人类社会意义世界并寻找文化共性的切实方法。运动行为志研究对主体身体行为过程的记录源于主体身体感受，在主体身体运动行为中获得主体自我反思，进而在行为叙事中揭示现代性身体运动所具备的主体意识觉醒过程。同时，面对如何扎根于具有主体性的真实身体感考察的操作性问题，运动行为志研究范式依然面临行为真实性表达的认知、运动行为口述史中的非自主回忆以及技术介入的身体回应等实践困境。
<正>评分者的宽严度、评分维度难度和评分标准区分度等均是影响主观评分项目质量的因素，以往体育学领域相关研究大多对评分结果的简单一致性进行分析与解释，缺乏对主观评分偏差多源影响因素的可解释性分析以及针对不同评分偏差因素的交互效应分析，导致研究结果难以为评分质量改善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多面Rasch模型通过建构被评分者层面、评分者层面、评分维度层面和评分标准层面，为检测此类主观评分项目质量提供了理论框架。多面Rasch模型对每个测量面相应的测试值、标准误和拟合统计量进行报道，测试值包括被评分者的能力值参数、评分者的宽严度和评分维度难度等指标，模型标准误反映各个测量面测量的精确程度，拟合统计量反映原始评分测量值与模型估计预期值之间的差异程度。
近年来，深度学习以其不同于浅层学习的优势逐渐在教育领域中崭露头角。核心素养理念下深度学习融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不但能提高学生参与体育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终身锻炼的意识和习惯，完成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还能更好地发挥学校体育的“高阶性”育人作用。强化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深度学习对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价值：以有效反思和技能迁移促进运动能力的提升，以真实情境和深度交互促成健康行为的养成，以深度体验和积极对话助推体育品德的塑造。体育与健康课程深度学习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提高学生“学会学习”的水平，培养高阶思维能力；增强教师“深度教学”的能力，创建优质学习环境；推进“数字资源”加持赋能，增强课程学习体验感。
我国青少年足球培养模式是推进足球高质量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要素。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等方法，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青少年足球培养模式的演进历程，将其划分为计划指令模式期、转型升级模式期、双轨并行模式期、体教融合模式期等4个阶段，指出青少年足球培养模式存在部门利益难以协调、学训资源难以共享、竞赛体系难以统筹、后备人才难以流动等问题。未来，我国青少年足球培养模式应进行深度改革，需要突破管理体系融合协同壁垒，强化接续培养的目标共识；加强训练机制融合要素流转，创新专业师资流动形式；完善竞赛体系融合规划设计，提升融合性赛事建设质量；打通成长通道融合痛点与堵点，构建多轨并行式人才流动机制。
以贵州榕江“村超”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情绪广播理论和地方依恋理论，以体育怀旧为切入点，构建其对赛事举办地口碑传播的作用机制模型。以目的地体验感知为中介变量，并引入旅游目的地意识和归属感作为调节变量，对体育怀旧对乡村旅游口碑传播的机制进行探讨。通过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方法，采用SPSS 29和PROCESS Macro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体育怀旧对乡村旅游口碑传播具有正向影响，目的地体验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目的地意识起负向调节作用，归属感起正向调节作用。建议：以怀旧情绪为核心，激发旅游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提升旅游互动体验；以民间体育赛事为载体，助力低知名度乡村打造旅游特色；激活体育怀旧情绪潜能，促进公共危机后的旅游恢复。
为破解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对我国足球后备人才成长规律进行实证分析。以2009年前后出生的青少年为样本，测算普通学校、体校、足球学校、职业俱乐部、社会青训在后备人才培养上的成材率，发现足球学校和职业俱乐部青训培养的运动员入选国家队的概率分别为7‰和5‰，培养成效远超学校、体校和社会青训。通过构建足球发达国家的精英运动员成长轨迹，发现17岁前获得联赛出场机会的运动员成为国家队核心运动员的概率为22.5%,17～21岁获得联赛出场机会的运动员成为国家队核心运动员的概率为12.2%,21岁以上获得联赛出场机会的运动员成为国家队核心运动员的概率为6.1%，该结论为证实我国足球后备人才在（准）职业化阶段的培养短板提供了量化证据。据此提出破解思路：以加快五级青训中心建设为核心重塑青训体系，以优化青少年赛事体系为抓手增强竞技实力，以强化精英青训培养路径为依托提高培养质效，以深化贯通式培养为保障强化教育支撑，以推动足球人才留洋为补充加快国际接轨。